07 解语花的朵朵娇-月横空

我是解雨臣，九门解家的当家人。

最近，有个人想跟我学戏。

我爷爷把解家交到我手上的时候，它已经破败不堪我，以至于没有一个成年人愿意接手。

那是1986年的秋天，我被过继给叔叔，拜二月红做师父，然后接掌了解家——一个除了宿命，什么都没有的解家。

既没有钱，也没有人，族人四散在各地，有的不想回来，有的回不来，不只是活的回不来，死了也回不来。056工程抽干了老九门最后的人力资源，最优秀的少年从80届少年班失去踪迹，直到很多很多年以后，吴邪把他们的尸骸邮寄给了一个少年，那个少年帮助吴邪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计划，那些解家少年才回了家。

早些年，王胖子总是打趣我，他说花儿爷财大气粗，没过过穷日子，知不道一文钱也能难倒英雄汉。

——没被一文钱难倒过的人，不会热衷于赚钱。

我当家后的第二年，爷爷便去世了，死在斗里的解家人接连被抬进解家的四合院，干瘪的尸身上盖着白布，看不出死去了多久，他们的家人哭嚎着，而我却拿不出抚恤金——解家没钱了，爷爷在世的时候没有人敢来要钱，可是现在他死了。

我始终记得那天的阳光明媚灿烂地落在我身上，解家人推搡着我，拉扯着我，有人扯下了裤腰带，搭在老四合院里歪着脖子的树杈上。

天空那么蓝，鸽群嘘嘘的哨声又远又近，它们飞过的树下，人们抱住了那人的腿，那人再度哭嚎起来——解家人潮水一样兜住了我，我用力仰着头，却看不到天也看不到鸽子。

最终是师父带走了我，离开解家四合院，住进了红家，在他的庇护下，我度过了拮据而又平静的一段时光。

事情的转机出现在1987年的4月，师父带我拜访了霍家。霍当家与爷爷和师父是世交，几家的关系有些微妙，她看着我师父的目光总是像刀一般，似乎隐含着莫名的忿意——他们说了些往事，大抵都是已经去世的老九门人——师父随霍当家离开的时候，嘱咐我不可跟去，一个人不要害怕，让我在书房自己玩一会儿，他们去去就回。

我感觉自己等了很久，但实际上可能只是十几分钟，我在霍当家的书桌上看到了一份名为《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》的文件，上面印着威严的红头，除了霍当家这种高干家庭，寻常处是不容易见到的。

我读完这份文件的时候，师父独自回来了，他罕有地抱了抱我，牵着我的手离开了霍家。

霍当家呢？我问。

——她还有事要忙。师父回答。

师父的事办成了么？我又问。

——还要看一看。师父回答。

……我要办个厂子。我说。

——成。师父俯下身子，与我平视。小花儿你啊，想要干什么都成。

我在解家人的哭骂声中卖掉了解家的四合院，买了一个生产工艺品的小厂子，签了十年的合同，接收了原有的工人和生产线，妈妈选了信得过的伙计出任厂长，又用厂长的名字登记了厂名——宝胜工艺美术品厂。

宝胜厂经营到第五个年头的时候，厂长宝胜死在厂子外面的狭窄夹路上，一条钢管穿了胸，半个脑袋碎了一地——他死的时候还是单身，连个找我要抚恤金的家属都没有——他的丧事是妈妈主理的——道上有传言说宝胜明面上是解家的伙计，可实际上已经成了妈妈的入幕之宾，也许就连我也跟宝胜有些不明不白的关系，不然宝胜这样的亡命之徒怎么可能为了这样一个解家丧了命？

那时候所有人都以为我是个女孩子，不怀好意的眼神刮在我身上，有人想做下一个宝胜，有人想我消失，他们都想要宝胜厂。

解家原本是古董行业里世家，祖传的手艺和学校里教的自然不一样，出品的工艺品制作精良符合史实，也就是凭着这一点，宝胜厂打开了出口业务，在文管单位和海关都备了案，那些仿古的杯碗瓶碟打着宝胜工美的标记合法出境销往国外，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，我一度天真地以为，我可以掌控我的宿命。

事情发生在1992年秋天，距我十四岁生日不过半个月，陈家人坏了老九门的规矩，牵扯进了“9•18特大文物盗窃案”，专案组在电视上悬赏5万元征集案件线索，导致行里见不得光的堂口都关了买卖。

分支的解家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找到了宝胜，让他把宝胜工美的标记打在明器上，混在宝胜厂即将发往香港的货柜里运送出关，到了香港自会有人接应。

宝胜甚至没有向我报告便拒绝了他们——他对厂子有了感情，短短五年的时间，他从解家的亡命徒变成了真正的厂长，他甚至不肯死在厂子里。警方模拟了现场，但是怎么也不能还原一个胸口贯穿着钢管的人是怎么攀过厂院的墙，又在一墙之隔的夹路上被人砸碎了半个脑袋。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，但是我知道他攀过的院墙和爬过的路上都是血，几天后的暴雨都没能冲刷干净。

警方最终的调查结果是悍匪抢劫伤人，凶手却始终没有抓到。

凶手当然抓不到，因为在我手里。

至今都没人相信解雨臣的宝胜厂是白的，那时的解雨臣还是个干干净净的商人。当然了，半个月以后我就不再干净了，这是老九门的宿命，也是我的，我终于还是按照爷爷划定的轨迹前进了。

黑的就是黑的，怎么洗也白不了。

宝胜的死亡给了我打破平衡的契机，我在九月的最后一天以当家人的身份，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召集了解家各个分支的掌柜，要求他们在十月三日当天到北京来交账。

那天是我的生辰，我十四岁了，做了六年当家人，也该管管这个家了，不论是面子，还是里子。

那天来的人不足应到的百分之五十，我在新置办的四合院里下了宴，满打满算连两桌都没坐满——不过我并不在意，我知道二十四小时以后，还坐在席位上的那些人将成为解家堂口的新掌柜，百分之百的。

人到账到，人不到账也得到。

我生辰那夜，凉风有信，秋月无边，沾着血的账本接连送来，在场的掌柜们慢慢肃静下来，他们已经知道我做了什么，可是他们不敢相信——这样子真好笑，我忍得很辛苦。

十月四日的早上，我着人给掌柜们换了热茶，他们跟我一样在这院子里吹了一夜的冷风，我猜他们一定又冷、又饿、又害怕。

账是一定要交的，差别是账本上有没有血罢了。

他们恨我，解家本家垮了那么多年，哪有本事接堂口的账——要钱没钱，要人没人，就一个宝胜，还特么死了——他们没想到这账我接成了，无非就用了那么几招，是有点脏，但是胜在好使。